刻苦求学  科学报国（1907——1934）

1.常熟名医的独生儿子

1907年5月28日（即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四月十七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的王家宅院，是王家唯一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名的中医。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13岁时，母亲病逝。不幸的童年磨炼了王淦昌坚强不屈的个性。幼年的王淦昌就好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2.做一个像岳飞那样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烈焰蔓延全国。小小的沙溪镇也不平静了，在读小学的王淦昌参加了教师带领的学生队伍，举着小旗在街上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热爱祖国的种子，走在游行的队伍里，他感到自豪，感到光荣。“我们是在为国家兴亡呼喊、出力，所以受到大家的拥护。岳飞精忠报国，流芳百世，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这就是个例子。我从小就争做一个像岳飞那样的人。”

1920年，小学毕业的王淦昌主动要求继续读书，于是到上海浦东中学求学。刻苦学习的他仅用4年时间学完了中学全部课程，且成绩优秀，尤其是英文和数学。数学周培老师的一句“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再难的题目都能解决”在他的脑子里刻下了深深地印记，几十年都不曾忘记。在周老师的指导下，中学毕业时，他已经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为后来搞科研打下了坚实基础。

3.“五卅”惨案的启示

1925年6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各界纷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王淦昌和中学同学们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并抱着传单沿途散发。英租界的一个印度巡捕抓住了他，王淦昌质问他：“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巡捕愣愣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用英语咕噜道：“你自己的国土？可这里是英租界！”王淦昌用英语冷冷地驳斥道：“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则已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而拼搏，而你却为侵略者效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住自己的兄弟同胞吗？”印度巡捕无言以对，把王淦昌逮到一个僻静处悄悄放了，临走还握着王淦昌的手说：“小兄弟，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理解你。” 

“五卅”运动后的王淦昌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中国为什么落后贫穷、屡受列强的欺侮？怀着科学报国、振兴中华的志向，是年夏天，王淦昌报考了清华大学。

4.清华园结缘物理学

1925年秋，王淦昌被录取为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他在1921年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在国际上一直沿用了16年之久，正是由于受到叶企孙教授的影响，王淦昌在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后，放弃了原本十分感兴趣的化学，选择了物理。

后来，叶企孙先生升任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先生也是一名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参加了康普顿效应的实验研究，用准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他总是教导学生要锻炼动手的本领，他说：“ 实验物理的学习，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  

在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者的引导下，王淦昌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四年级时，他跟随吴有训教授学习近代物理学。叶企孙和吴有训两位教授在其大学科研路上扮演着重要启蒙和指引作用。名师的培养，促进了王淦昌物理学素养、学术洞察力、欣赏力及至诚的求知态度，使得他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成为我国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这两个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1928年4月摄于清华校园中

1928年在清华大学校园

5.“只有科学才可以解救中华民族”

1926年3月18日，清华、北大、燕大、女师大等高校学生联合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游行队伍沿途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段祺瑞的国务院前广场时，守候在那里的全副武装的军警把枪口对准了游行队伍，这就是历史上的“三·一八”惨案。

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王淦昌也参与了这次游行集会活动，亲眼目睹身旁的同学在枪声中倒下，死里逃生的他虽然艰难地回到了学校，却得知爱国学生惨死47人、受伤150多人的消息。

晚上，学生们都来到了叶企孙教授的家，他们向老师说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叶企孙教授非常气愤，但很快，他就压抑住了自己的悲痛，激动地对学生说：“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欺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叶先生说完泪如雨下。

叶企孙先生的爱国激情，他的科学救国的远见卓识，他对青年学生所寄予的厚望，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王淦昌。从那时起，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这两者成为王淦昌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

1929年6月，王淦昌毕业于清华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并留校任助教。在此期间，王淦昌在吴有训的指导下完成了实验——《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

1928年，王淦昌（左一）与同学在清华大学礼堂前旗杆下合影

1929年，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1930年，23岁的王淦昌

6.擦肩而过的一项重大发现

193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官办留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德国柏林大学，王淦昌师从物理学家迈特纳女士，成为了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教授唯一的中国学生。迈特纳是世界核物理学的先驱，被爱因斯坦称为才华比肩居里夫人的女科学家。

迈特纳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但她渐渐发现，她这个中国学生比她更加“不要命”。王淦昌常常因为实验忘了时间而被锁在研究所的大门里，但在这样一个勤奋的小伙子身上，迈特纳竟然犯了一个固执的错误。1931年的一天，王淦昌听了德国物理学家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很强的贯穿辐射实验报告后，认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曾两次向导师迈特纳建议用云室重复这一实验，以便弄清这种贯穿辐射的性质，可惜未获同意。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恰恰用云室做了实验，证明了中子的存在，由此而获得了193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错过了诺贝尔奖，但是王淦昌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前行，还把学生时代的这个教训，时时记在心里。这个遗憾也成为他之后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一面镜子 。

7.心念祖国，归心似箭 

1933年12月，王淦昌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在近4年的留学生涯中，王淦昌得到了许多物理学大师的指导，建立了雄厚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基础，并养成了认真、谦虚、求实的科学作风，这对他此后几十年科研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期，正是法西斯希特勒上台，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整个德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王淦昌的老师迈特纳也是犹太人，她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不得不逃亡瑞典。而此时的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身在异国的王淦昌每天去看当天的报纸，已经没有心思继续埋头在书本中和实验室里。 

当王淦昌的同学老师们知道他要离开的决定后，有很多同学都劝他不要回去：“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研条件，何必回去呢？”王淦昌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1934年4月，王淦昌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1932年摄于德国   

与沈尚贤等游览莱茵河在wuppental火车站的合影(1933.9.16, 沈尚贤摄影)

王淦昌与戏剧家欧阳予倩在柏林（约1932年）

1932年摄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