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师  成就卓越（1934——1961）

 1.桃李满天下

1934年，王淦昌回国后，经叶企孙教授推荐，到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山东大学学生开展了声援运动，却受到校方的迫害。王淦昌不满校方的做法，产生了离开山东大学的想法。

1936年秋，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聘请，王淦昌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并工作了近14年。29岁的王淦昌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成为了当时浙大最年轻的教授，他常常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为“娃娃教授”。

1937年开始，抗日战争爆发，这也是我国科研最为艰苦的时期。国内很多大学因为战争被迫迁移校址。从1937年11月开始，王淦昌跟随浙江大学开始了长达4年的西迁之路，共迁移了六次：杭州→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在日本帝国主义炸弹轰袭下，在一路流亡途中，师生们经历了千难万苦，一边辗转跋涉，一边坚持教学。

王淦昌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人才。在浙江大学从教期间，他克服了抗战期间流亡教学等艰难困苦，通过有限的科学文献紧紧追踪物理学的前沿，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了像李政道、胡济民、程开甲、叶笃正等一批优秀学生。

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王淦昌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十多位成为两院院士。

1934年任山东大学教授时的照片

1936年在钱江观潮处

1935年在青岛山东大学

1936年在杭州满角垅（桂花树）

1987年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左）与王淦昌会见李政道教授

王淦昌与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在一起

左图  王淦昌（左一）与学生丁大钊（左二）在苏联

右图  王淦昌与王乃彦（右一）在用于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氟化氪激光装置前讨论实验工作

王淦昌摄于1955年            

1950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与师生合影（地点：杭州大学路浙大旧址）

2.探索神秘的中微子

20世纪40年代，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克服种种困难，在物理学领域里不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两三年的辗转西迁，生活动荡，缺少营养，再加上路途劳累，本来患肺结核多年的王淦昌身体较弱，到遵义后就顶不住了。系里为此减少了他的授课时间。王淦昌就把物理学有关的文献都拿来，放在床头，一篇一篇地读，来陪伴他卧床养病，并思考一些问题，做点搭桥的工作。什么是搭桥，王淦昌这样解释：“不要以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只有钻研纯理论和做实验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杂志上所发表的人家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这种工作是给理论工作搭桥的，是推动实验工作前进的”。在这期间，王淦昌边养病，边思考，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探索神秘的中微子。

对中微子的探索是当时科学界热点前沿问题，国际上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对中微子的验证方法进行了探索，但都未能解决。王淦昌对此十分关注。1942年1月，他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按照王淦昌的建议展开了K电子俘获实验。美国科学家莱因斯和柯万进而开展实验，通过裂变探测到了中微子的存在。这是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也是王淦昌对国际物理学的一个突出贡献，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将他的论文评为1942年的最佳论文之一，王淦昌因此而获得了第二届范旭东科学奖。

王淦昌晚年回忆这件事时说：“那个时期觉得自己比较成熟了。敢想问题，也想得很多。只是工作起来因为条件不具备，很多事情做不下去，真是可惜……”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家贫穷，要钻研前沿科学问题，缺乏必要的设备条件，即使只能做这种搭桥的工作，中国科学家依旧竭尽所能为世界科学作贡献。王淦昌这样的幕后英雄，值得被每个时代所尊重。

3.在高山上探索宇宙的“奇异粒子”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王淦昌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带领团队开展宇宙线研究。建所初期，条件艰苦，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我们买不到仪器设备。但是对于开展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各种探测仪器最少不了，于是，王淦昌所在的宇宙线组学习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提出研制仪器与实验工作并进的思路，全组动手制作仪器。

王淦昌带队亲自制作计数管，焊接自控电子线路，配上闪光光源，在暗室里拍摄宇宙线照片。1952年，我国设计建造了带有电磁铁的云雾室。1954年我国在云南落雪山海拔高达3180米的地方建成了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实验站海拔高、气候好，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山站。截至1957年底，落雪山实验站获得了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的好成绩。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宇宙线研究水平发展迅猛，国外一些同行、理论物理学家，对我国的宇宙线研究很感兴趣。我们经过仪器研制和实验研究，积累了经验，在实践中为我国宇宙线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人，后来，他们已经成为宇宙线相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4.开拓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

1947年9月，经浙江大学选派，王淦昌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与美国物理学家琼斯合作研究介子衰变。

1949年1月，归心似箭的王淦昌带着省吃俭用而购置的实验器材从美国回到了梦回萦绕的祖国。他以更加勤奋的工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

1950年，为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于1958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84年又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就发端于此）。1950年4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杨澄中、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划建设这所从事原子核研究的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以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和电子学五个领域为主，王淦昌主要承担了开创宇宙线研究的工作。

1953年至1956年，王淦昌领导建造了位于云南落雪山的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2年5月，为探测美军是否投掷了放射性物质，王淦昌与吴桓兴、林传骝等赴朝鲜战场，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用自制探测器工作4个月，圆满完成了任务。

1952年10月，王淦昌在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主持制定了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了近代物理所的方向和任务。

1955年，王淦昌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

1955年周恩来总理、郭沫若院长等会见苏联专家阿尔齐莫维奇（前排左二）、格鲁谢林（前排右二）（后排左起：王淦昌、宋任穷）

1952年4月赴朝鲜时穿上军装时的留影

早期拍摄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鸟瞰图

1992年，王淦昌（左三）与严济慈（左四）、何泽慧（左五）、钱三强（左六）等人合影

5.联合所里组建“联合组”

1956年，由当时世界上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组建了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利用苏联建造的能量最大的加速器开展研究。联合所位于杜布纳。1956年9月，王淦昌受中国政府派遣，来到了联合所任研究员，后来任联合所副所长。来到联合所不久，王淦昌就组建了一个联合研究小组，成员由中、苏等各国科研人员组成，王淦昌作为组长，领导大家积极开展高能物理实验工作，确定两个重点研究方向，寻找新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的反粒子）和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

中科院代表团参观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时，王淦昌向团长竺可桢（前排左二）介绍工作情况

王淦昌（左一）在苏联工作时的情形

1960年王淦昌（前排右四）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他领导的研究组各国科研人员合影

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所，左起：方守贤、刘乃泉、王淦昌、王祝翔、王韫玉（1958年）

6.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58年春天，王淦昌带领研究小组动手建成24升丙烷气泡室，作为寻找反粒子的探测器。通过对近十一万张气泡室图片和大量数据的分析，1959年3月9日，王淦昌研究小组终于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国际上公认的重要科学成果，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杜布纳联合所10Gev加速器上唯一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也是王淦昌对国际物理学的突出贡献。 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年过半百，但他为了早日寻找到那些神秘的粒子，每天在实验室仔细地搜索记录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的照片，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1982年10月，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等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获我国自然科学奖（1956—1980）一等奖，这是当时我国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自然科学奖。

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四年里，与苏联同行为共同探索科学奥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9年 8月，王淦昌应邀赴苏联杜布纳等地访问，故地重游、老友相见，共同回忆30多年前的辉煌岁月。

1957年，王淦昌（左一）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左三）会见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左二）

1989年夏天，王淦昌（前排左二）重回苏联

莫斯科大学授予王淦昌名誉博士学位  

1989年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所长布洛欣采夫（中）在一起（1958年）

苏联杜布纳联合所赠送的座钟一台（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