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许国  两弹元勋（1961——1978）

1.“消失”的17年

王淦昌在杜布纳期间，中国的核事业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1955年1月15日，党中央做出发展中国核工业的重要决策。正当我国的核工业刚刚起步，1959年6月，苏方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党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做起。从此，我国核工业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0年底，王淦昌结束在杜布纳联合研究所的任期回到国内。1961年4月3日，王淦昌突然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约见的通知。一见面，刘部长开门见山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王淦昌静静地听着，心里却极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他将要接过这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上。此时此刻，他有万语千言要说，但却只说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淦昌到二机部九局报到了，任副所长。那时，造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面对组织上提出的长期隐姓埋名、中断一切海外关系时，王淦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从此，王淦昌从科技界销声匿迹，更名“王京”，奔赴“两弹”研制一线，直至1978年，王淦昌这个在中外物理学术界“消失”了17年的名字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17年间，他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方面，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

参加核试验的科学家和解放军指战员合影（1960代）

前排左2起：张蕴钰、程开甲、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张爱萍、刘西尧、李觉、吴际霖、陈能宽、邓稼先

2.邓稼先口中的“三尊大菩萨”

当时的原子弹研制全都是保密工作，而且是兵分两路。一路就是李觉将军带领的万名官兵奔赴青海进行未来原子弹试验生产基地的建设；一路就是钱三强领导的在北京西郊那个“灰楼”里展开技术研制工作，而技术的三个负责人，就是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激动地称为“三尊大菩萨”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其中，王淦昌是核武器研究基地岁数最大的科学家，主要负责核武器的爆轰实验工作。

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

3. 17号工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从这里起步

想要研制原子弹，除了理论上需解决一系列难题外，还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实验技术，这也是联结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成功的关键一环。

一座碉堡，几排简易的营房，十几顶军用帐篷，这个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脉长城脚下的工程兵靶场，随着王淦昌他们的到来，也有了新的称号—“17号工地”。就是这个地方，成为了我国第一个爆轰物理实验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从此揭开了第一页。

王淦昌等人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带领着一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轻的攻关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爆轰实验。

这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冬天，经常是风雪交加、飞沙走石，有时候大风能把军用帐篷掀起来，试验队员们的杯子上总蒙着一层厚厚的沙土，一个个成了“土行孙”；夏天，太阳像火盆，烤得人挥汗如雨，夜里的暴雨会把帐篷冲垮，把铝盆、木棒等冲走。

最初爆轰实验用的炸药和部件，全都是在帐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搅拌出来的。在帐篷中搅拌炸药十分辛苦，因为帐篷通风不好，整个帐篷内都充斥着炸药粉尘，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并且搅拌者还要快速搅动。50多岁的王淦昌也要争着干这个活，大家看着心疼，就把他推到帐篷外，但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回到帐篷里。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王淦昌和他的同事们在1年多的时间里，大大小小打了上千炮，基本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闯过了研制原子弹的第一关。

与聂荣臻、朱光亚在核试验基地（左王淦昌、中间聂荣臻、右朱光亚）

4.转战“青海金银滩”

经过1961和1962年两年来的探索，1:8、1:4这样的部件实验爆都做得差不多了，想要做1:1的冷实验的话，“17号工地”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实验要求了，因为场地大小的受限，以及核材料的辐射性和危险性，实验必须要转移阵地。

1963年3月，王淦昌冒着大雪和风沙来到大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这里位于青海湖东边的海晏县，平均海拔在3200米，属于高寒地区，冬天冷，风沙大，气压低，需要忍受头晕、心悸等高原反应。而且空气稀薄，饭煮不熟，肉炖不烂，生饭菜度日是家常便饭，年轻人尚且不舒服，何况是一个56岁的老人。

后来的王淦昌回忆起当时的艰苦情形，他是这样说的：“我不可能管自己身体那么多，必须到每一个关键地方去检查，哪一个环节出了一点点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研制和爆炸结果。我是现场总负责，出了问题肯定我是第一责任人。我不出力、不吃苦，谁出力、谁吃苦嘛！”

5.原子弹试验性爆炸成功

1963年11月20日，这是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是应该被记住的一天。这一天，虽然不是正式的核爆炸，但是却与核爆炸同样重要。因为这是一次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的爆轰试验，也可以说是一颗“小原子弹”模型的爆轰试验。试验取得了成功，测试结果也非常理想，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双脚跳了起来。他心里明白，这次试验的成功意味着前面所有的理论设计、关键技术等问题，都是正确的，这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科学家们无异于是最大的鼓舞。

1964年6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的全尺寸大型试验就要开始，这次试验除了不装核燃料外，其他都和原子弹试验时一样，这也是原子能爆炸之前的一次综合性演习。“测试信号理想，实验圆满成功”，当这个消息传来时，王淦昌喜不自禁，他暗自判断：离“真玩艺”正式爆轰成功的日子不远了！

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6.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10月14日下午，戈壁滩基地里的人接到了党中央的正式命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起爆时间在技术上叫作“零时”。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的时候，王淦昌看见人就问你这里到底怎么样了？到底有没有问题？收到没有问题的答复后，不放心的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一遍，直到没有发现问题才缓慢离开。

“5、4、3、2、1”随着读秒声的临近，惊天动地的隆隆声响起，火球向上升腾，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形成了，就这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声：“成功啦！”，大家摘下帽子扔向空中齐声高呼，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一堆年轻人围着王淦昌欢跳，王淦昌激动地说：“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然而，当所有人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震惊欢庆的时候，王淦昌踏上了新的征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烟云

7.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毛泽东主席两次提出来：“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制造氢弹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王淦昌等科学家又投身氢弹的研制工作。

在氢弹研制突破的过程中，王淦昌更是忙碌，从核材料部件的研制，到产品设计、爆轰实验、物理测试等都要过问；研究室、车间、实验现场、试验基地，他都要去。他要求大家要像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那样严谨细致。

1967年6月17日，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在我国西北大漠上空，成功地抛出了一颗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巨大的火球让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不仅在全世界时间最短，而且赶在了法国前面，从此跻身于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1969年，王淦昌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技术领导工作。1975年、1976年又亲自担任现场指挥指导了第二次、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到第三次试验时，王淦昌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不过他的老毛病还是没改，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坚持亲自检查，逐项验收。

邓小平1988年10月24日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王淦昌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

1965年5月14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图为第二次核试验后，周总理和党政军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第一、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有功人员。（前排左10为聂荣臻，左11为贺龙，左13为邓小平，14为王淦昌，左15为周总理，16为林彪，左3似为邓稼先）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国防科学技术专家座谈会全体人员合影

1986年胡耀邦等领导人会见核工业十位专家（前排右二为王淦昌）

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