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摇篮  续写新篇（1978——1998） 

1.重启姓名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当时的核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此时的王淦昌，才终于在公众场合，重新开始启用自己的真名——王淦昌，为17年的隐姓埋名，画上了句号。直到这个时候，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原子弹研制的“老头”王京，就是那个消失在世界物理学界的科学家王淦昌。启用真名后的王淦昌，已是古稀老人了，他又在做什么呢？

2.领导原子能所迈上新征途

1978年，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王淦昌告别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重又回到了“401”这个久违的地方——“中国核事业的摇篮”。

在任原子能所所长期间，王淦昌领导完成了101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改建。1980年6月27日凌晨5时5分，改建后的反应堆试运行安全达到临界，最高功率提高了50%，热中子通量及活性区内可利用的实验孔道增加了一倍多。这项工程先后获得了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奖、国家建委优秀设计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86年5月，王淦昌领导建成了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并与钱三强等倡议成立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1994年，王淦昌积极支持对串列加速器进行“穿靴戴帽”（即建造一台70MeV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作为前加速器，在串列加速器后面增加一个超导直线加速器作为后加速器）扩建，建设北京放射性核束装置的建议。

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

重水反应堆改建，吊装新内壳

王淦昌题词：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

3.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首倡者

受控核聚变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王淦昌对该项技术情有独钟。

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提出了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这也是他最为满意的一项研究。这一想法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该想法后来还引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惯性约束核聚变一旦实现，人类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1978年9月，王淦昌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刚刚两个月，就组织以王乃彦为首的18位自愿报名的同志，建立了强流粒子束实验室。1981年建成一台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不仅当时是国内首创，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也处于先进水平。

1984年，王淦昌在原子能院领导开辟了氟化氪（KrF）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1987年6月，激光核聚变的实验装置—“神光”激光装置通过国家鉴定。王淦昌参加了鉴定会。

1992年5月3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厅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在回答李政道的询问中说：我最为满意的工作是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

1989年，在原子能院氟化氪激光实验室指导工作（左三：王淦昌）

王淦昌专著《惯性约束核聚变》

1993年，惯性约束核聚变作为独立主题列入“863计划”，约有一千人参加这项研究，成果不断。

王淦昌曾不无深情地说：这项工作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和较大的投入，我可能看不到可控核聚变的实现了。但是，我相信现在的青年人一定能够看到，也一定会在这方面做出惊人的成绩。

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江泽民到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联合实验室视察

（前排左二江泽民、左三王淦昌、左四王大衍、左五吴邦国）

右图  1995年，在L波段高亮度注入器鉴定会上

1996年，“神光”装置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成员合影

4.奔走疾呼助推核电建设

王淦昌十分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动我国的核电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后，王淦昌就撰文介绍原子能。1955年，他又发表文章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最普遍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原子能发电站。”

1974年3月，周总理批准上海市和二机部联合提出的建设“728工程”（即30万千瓦压水堆型秦山核电站）。由于种种原因，工作开展不顺。1978年，王淦昌等五位科学家致信邓小平，疾声呼吁发展核电，邓小平很重视，及时给予了明确的意见。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国内反核电呼声四起，王淦昌主动去中南海讲课，撰文介绍核电的安全性、经济性、清洁性和核电对我国能源的重要意义。在核电站建设上，王淦昌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设备为辅的原则，当有人认为搞核电站只要从国外引进时，王淦昌坚持认为：“现代化是不能从国外买来的。”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王淦昌以自己德高望重之身，在核能领域里四海驰骋，奔走呼吁，为中国核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山核电站建设期间，他多次到施工现场检查工作，并留言：“必须保证质量，必须保证安全”。

1990年2月，王淦昌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就我国核电发展纳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规划提出建议。此后，我国核电事业取得蓬勃发展。

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看到我国首座核电站的建成，一向谦虚的王淦昌不无自豪地说：“不吹牛，秦山核电站能有今天，我是尽力促成的。”

在秦山核电站了解设备安装情况

1994年12月，参观大亚湾核电站（右一为于敏、右二为王大珩、左二为周展麟）

1983年，考察美国核电站

1989年，第三次视察秦山核电站

今天的秦山核电基地

5.高瞻远瞩的“863”计划

1986年3月，王淦昌以一个科学家的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党中央提出及时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重要建议。

仅两天时间，邓小平就对这份建议作出了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于是，1986年4至9月，国务院组织了全国200多位有关专家对计划建议进行了调查论证，而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1月18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实施。而这个计划纲要，就是我们至今熟知的发展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

如今，从载人航天的神舟飞船，到深潜入海的“蛟龙号”、人类的未来能源——惯性约束聚变；从粮食方面的杂交水稻到医疗方面的新药疫苗；我们坐的高铁、动车，我们手里拿的电子产品和随时随地的信号传输；这些我们耳熟能详、切身体会的科技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那就是这个36年前就提出来的“863”计划。

1988年，在中科院高能所聆听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高科技的讲话照片

1986年3月，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建议的四位科学家（右起：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

1993年，与国家“863”计划惯性约束聚变主题专家组成员合影（前排左四为王淦昌）

1991年5月，王淦昌（左一）参观“863”计划成果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