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伴随新中国成立，中国科技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首都科技界从此开启团结奋进的新篇章。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从1963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转瞬间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60年来，北京市科协，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系统完备、运行高效、活力四射的组织体系。60年来，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积淀孕育了“爱国奉献、 协同服务、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推动北京率先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成为新时代首都科技界新的历史使命。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中 国科协的指导下，北京市科协围绕“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科技工 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在新时代首都发展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党的二十大发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员令，北京市 科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文化的策源地。科技社团作为人类重要的科学文化组成形态，在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 北京（直隶顺天府）孕育诞生了有史可考的我国最早的自然科学社团——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由徐春甫发起，有会友46人， 会款22条，已是医学家从事传统医学活动的规范的社会建制。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让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走“自强之道”仅是器物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思想和政治 的改变。晚清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士人群体的聚集地，爆发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运动，开办学会成 为深入学习西方、推动变法、救亡图存的首倡之事。戊戌期间，北京陆续成立京师强学会、京师关西学会、知耻学会、尚志 学会、粤学会、闽学会等。

戊戌变法失败，共和救国夭折，军阀统治的黑暗，让 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终于意识到，只有 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彻底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科学救国思潮由此形成。随着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大、五四运动的爆发，北京成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圣地，学生社团大兴、 全国学会及分会纷纷成立。据统计，截止到1949 年，在京高校学生学会19个，全国学会27个， 全国学会在京分会 10个。

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科技事业终于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中共中央发布协商建国的“五一”口号。 首都科技界积极响应，1949年5月5日，在中国科学工作协会香港分会倡议和中国化学会北平分会支持下， 袁翰青代表中国科学工作协会正式提出组织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 “全国科普”），通过了两个组织的《暂行组织方案要点》，推举吴玉章为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名誉主席， 李四光为全国科联主席，梁希为全国科普主席。

在京科学工作者17人召开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 学研究会发起，邀请国内各地代表组成科代会筹委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由发起者和在京科技界有代 表性的人士组成筹备委员会促进会。从此拉开科技界团结建立新中国的序幕。1949年7月13-18日，中华 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召开。

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 规定了中国科协性质和任务，选举李四光为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完成了科技界的团结统一。

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成立后，首都科技界立即投入了北京科联和北京科普的筹备工作。市科联筹委会在 干面胡同31号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筹委会执行委员19名，茅以升为主任委员。1951年1月19日，市科普 筹委会在干面胡同31号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筹委会委员53名，主席为钱崇澍。1952年12月1日，北京科 联正式成立。1953年2月1日，北京科普正式成立。

在中国科协成立后，北京科联、北京科普常委会举行联席会议并决定，组成北京市科协筹备委员会， 各区和基层科普组织立即改为科协组织，不必等待市科协的正式成立。1958 年12 月，宣武区科协成立。

1963年7月29-31日

北京市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郊宾馆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 茅以升当选主席，完成了北京科联、北京科普两大组织的统一。北京市科协及其前身在市委的领导下， 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动员广大科技人员为首都人民科学知识的普及、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科 技团体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届委员会

主席：茅以升

党组书记：肖英

副主席：王竹溪 王书庄 田 夫 江泽民 吴朝仁 梁思成 肖 英 熊大仕 钱崇澍

1977年3月，中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国防工办联合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出的 《关于恢复和加强国防工业系统学会活动的报告》，标志着科协活动正式开始。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后，北京市科协经市委批准正式恢复工作，短短三个月时间，原有50个学会得到恢复。两年后， 全市恢复及新建学会就达到了71个、十八个区县也全部恢复和建立了科协组织。1980年6月16-20日， 北京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军区招待所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15名，选举产生由151人组成的 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会，茅以升连任主席。

随着国家进入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 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流城市”成为北京市的中心任务。“二大”至“三大”期间，北京市科协为大力促进 学术和科普的繁荣，积极落实首都知识分子政策，率先倡议制定科学道德规范，新建学会59个， 创办报刊11种，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科协及其所属学会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积极发挥自身智力优势， 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1980年10月，北京市科协组织领导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市 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1981年8月，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服务部正式成立。市科协充 分发挥学会、企事业单位科协、区县科协、高等院校科协和北京科技咨询中心及其分支机构的作用， 围绕首都经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提供多种咨询服务。1986年9月11-14日，北京市科协召开第 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76人组成的市科协第三届委员会，王大珩任主席。此后，科技咨询服务的 方式转入到协助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技术攻关上，以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1987年， 市科协联合其它部门在企业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91年11月11-14日、1997年1月7-10日、2002年 1月11-12日、2007年 1月10-12日，北京市科协召开了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分别选举顾方舟为四届委员会主席、 陈佳洱为五届和六届委员会主席、顾秉林为七届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市科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起“学术交流主渠道、科普工作主力军、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主 要代表、科技工作者之家”的社会形象，有力地促进了首都的经济社会发展。

北京市科协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深入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选择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开展软课题研究，进行多学科论证，使学术思想转化为决策建议，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 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科普资源环境的改善和能力的提升，作为首都科普主力军，北京市科协广泛开展科普活动， 辐射面更广、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逐步建立了长效工作机制，促进了科普工作的群众化、 社会化和经常化。

首都科技团体始终把加强与国际、港澳台科技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首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北京市科协举办国际会议，开展国际、港澳台 交流互访，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民间科技交流格局。

北京市科协在 2012年2月9-10日、2017年6月2-3日和 2022年7月13-14日召开了八大、 九大和十大，分别选举顾秉林为八届委员会主席、刘德培为九届委员会主席、李静海为十届委 员会主席。十八大以来，市科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和“四服务”，团结 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科协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科协的正确指导下，强化政治引领，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协 系统改革，扎实落实党的群团工作意见，搭建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平台；坚定理想信念， 以科学家精神为内核构建科协特色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立足首都站位、坚持首善标准、发扬首创精神， 推动实现“科协组织联动一盘棋、服务人才基层一团火、数字赋能融通一张网”，打造有温度、 可信赖、有活力、见实效的科技工作者之家。

对标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十四五”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要求，市科协搭建数字化服务管理平台， 以“1个协同办公系统 +1个科技公共 服务系统 +8个公共服务平台”为整体框架，推出“服务管家” 线上线下协同的工作新模式，推动科协系统的思维理念革新、治理能力提升、组织形态重塑和工作 方式转变。

市科协紧紧围绕新时代新使命，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着力打造学术交流、创新驱动、科学普及、 决策咨询服务品牌，极大地提升了“四服务”能力，为科技工作者创新创造、实现价值搭建广阔舞台。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北京青年科技奖是首都青年科技人才表彰奖励的知名品牌。自 1991年以来，至今已举办25届，385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其中23人当选两院院士或国外科学院外籍院士。

北京科学嘉年华是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的大型集成化综合科普品牌活动，是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9月第三周举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突出社 会化、数字化、国际化、普惠性特点，以展览展示、互动体验、论坛交流、云端活动等形式， 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首都公众搭建学习、体验、感受科学的舞台。自2011年以来， 北京科学嘉年华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届。

中国科协要肩负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更广泛地把广 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开放、信任、合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习近平

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习近平

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科技知识、发扬科学精神，主动靠前为科技工作者排忧解难、松绑减负、加油鼓劲， 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

鉴往知来一甲子，砥砺前行六十年。这60年，是首都科技工作者团结拼搏的60年，是首都科技创新实现 历史性跨越的60年。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北京市科协始终秉承“爱国奉献”的初心使命， 完善“协同服务”的工作方式，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胜利。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成绩属于过去，前方并非坦途。面向新征程， 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笃定前行;站在新起点，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奋辑扬帆。北京市科协将从历 史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坚定“向阳而生”的意志逐信仰之“光”而行，谱写新篇章， 续写新辉煌。

自幼立志“为家乡人民造好桥”的茅以升，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并将这一志向逐渐扩 展为为国家建桥、为人民建桥、为科学建桥，最终以一座座桥梁成就了自己的爱国人生。

在一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茅以升深感提倡科学道德的重要。早在194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时， 他就首倡制定《中国工程师信条》，最后定出的八条信条中就包括“不慕虚名，不为物诱， 维持职业尊严”；四十年后，他又出面首倡制定《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 他带头践行这些规范， 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甘心奉献。

学生时代起，茅以升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创新精神，在很短的 时间里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此后的工作当中，他也一直保有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和勇气，面向科技前沿，勇于提出新方法， 探寻新路径，解决了诸多技术难题。

尽管长期从事桥梁工作，但茅以升曾以“建桥铺路，利在一方；教育人才，利在万代”的对比来强 调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他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全方位的，既有高等工程人才的培养， 又有面向社会众的科普，晚年更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青少年工作上。

受家庭和早年教育经历的影响，王大珩很早就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矢志不渝、奋斗终生， 将这一信念融入到自己的科学事业当中，正如他自己所言 :“科技工作者拥有知识， 用这些知识为谁服务，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的兴盛服务， 这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王大珩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无论是主持科研院所工作，还是担任科技团体 領导，他都將相关机构、社团在人才培养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为我国科技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后备人才。

在研究过程中，王大珩从来不回避问题，而且喜欢迎接挑战，在面对挑战时实事求是、严谨认真， 从而获得创新和突破。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在实验中遇到了麻烦，必须对结果进行新的解释， 从而有了更深入的创新。事实上，科学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认识 层次的不断加深，发现难以解释的矛盾，一旦矛盾解决了，就会使科学得到革命性的进展。 可以说，创新寓于解决矛盾或问题之中。”

王大珩向来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创造有利环境”， 以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他不仅重视团结，而且善于团结，以牺牲精神促进协作， 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协作精神也是从事科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素质。 现代科学很少是个人能推动的，没有奉献精神，受委屈精神，就无法与人协作。

早年在日寇铁蹄下的屈辱经历使顾方舟下定决心为争取中国富强和独立而学习， 一方面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最终加入革命队伍;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关注民生，选取职业方向时放弃了成为一名临床医生，而是从事公共卫生，追求“让千百万人受益”。

在工作当中，顾方舟从不迷信权威说法和已有经验，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出合 理的决策或建议，由此取得更好的效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在脊灰疫苗的选择上， 他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采取口服减毒活疫苗的技术路线，不仅生产成本低，服用方便， 而且效果更好，促使政府部门加快了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建设的步伐，使我国成为世界上 最早生产、最早使用活疫苗消灭脊灰的国家之一。

在顾方舟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团结协作的案例。无论是单位内部，还是学界同行， 乃至国际协作，他都善于发挥个人能力以及学会团体的作用，将同事和同行团结起来，发挥合力， 从而将事情做成，做好。

顾方舟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之一，就是他一生执着于做好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件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无论是扎根西南，还是环境巨变，都不曾动摇，表现出感人至深的奉献精神。

受家庭影响，陈佳洱很早就决定走向科学之路，毕生践行父亲科学强国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利益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紧密相连时，他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有所作为的，有价值的人。"

陈佳洱将“自主创新”视为我国科技工作指导方针的主线，而自主创新又与基础研究的发展与水平密不可分。 因此他认为：“加强基础研究，营造繁荣基础科学的环境， 是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的重要保障。”他的科研工作历程一直围绕基础研究，而自主创新既是他的工作方法，也是他的工作目标。

陈佳洱向来重视合作与协同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构建和谐 发展的科研环境，除了树立正确的驱动力之外，还要充分发挥每个单位和团队 的特色和优势，通过互助合作和大力协同迅速提升我国自主创新的整体能力。”

党和国家把更大的责任和重担不断放到陈佳洱的肩上，他也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84 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96 年 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担任校长期间，他推动学科建设，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提议成立学部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课程交叉学习，为创建一流大学而呕心沥血。

1979年10月，顾秉林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到丹麦 Aarhus 大学进修。从学术界近乎封闭、停滞的国内来到如此开放、先进而又充满新奇的学术氛围之中， 顾秉林格外勤奋努力，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基本解决了两大难题，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广泛好评。 为了表彰他的成就，丹麦外交部特别授予他荣誉证书。

顾秉林在担任清华校长期间，重视实践教育，支持创新。他认为大学需要在理念、制度、 组织和办学方式上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变迁、知识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人才培养模 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2007年11月4日，在第二届清华大学高等教育论坛上，清华 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作了题为“创新：研究型大学的成功之道”的主题发言，受到广泛好评。

顾秉林在《光明日报》教育周刊上，给读者写下这样一段寄语：“要有爱心，一个人如果 不爱他的事业，事业就将抛弃他；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国家，也就失去了原动力。” 这是他的心声，更是他几十年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对家人、对学生，对事业、对祖国， 他始终有着深厚的感情。

作为连任两届的北京市科协主席，顾秉林团结带领北京市科协全体，以“勇 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建言献策活动，并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 年，刘德培被录取至安徽医学院短期培训班，由于医学院准备工作不足，报道时间一再推迟， 直至1972年4月，才正式入学蚌埠医学院新医班。刘德培后来回忆说：“推迟报到， 这大概是科学发现的属性吧 ! 何尝是仅仅推迟一次。在这条不平坦的道路上， 只要对科学执著追求、勇于探索、顽强拼搏、锲而不舍，不管推迟多少次，总有一天要报到的。”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刘德培院士不仅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认为要当 好学生与年轻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楷模，要严于律己，做到文与人的统一、知与行的一致、 承与创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言传身教地要求学生；要以诚相见，平等民主，所有的人 都是老师，所有的人都是学生，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学生提出批评、 意见与建议，做学生的严师益友。

刘德培主席在北京市科协九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以“守正创新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为题作专题报告。报告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大背景，围绕健康中国行动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展开， 涵盖大量数据和典型案例，兼具学术性和科普性。